近些年来，随着就读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的显著变化，大学生度过大学四年的方式、理念以及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经济、大学扩大招生、就业困难、电脑的普及、网络信息爆炸、手机短信和E-mail所带来的青少年交往模式的深刻变化以及我们所处的大众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知识状态等等，所有这些新情况，都给我国的大学教育带来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挑战甚至困扰。这就是2006年秋季进入大学的上千万大学生走进大学校门时相关的时代背景。 

      就我个人的有限观察，我提出几点想法，和年轻的读者共同探讨怎样度过大学四年的生活。 

      一、要有远大目标 。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我们最初接触到香港大学生时，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读书为了什么？你有什么样的理想？对这些问题，他们觉得很奇怪，很难回答，读书不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吗？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大陆学生与港台学生最大的区别。我们的学生虽穷，但我们有理想；港台学生有钱，但没有理想。从那时到现在，时光过去了20年，如果我拿当年的问题来问大陆大学生，我想他们的回答就会和当年香港大学生一个样。找到一份好工作就是理想。可我总觉得工作是职业，是饭碗，而理想是精神，是人活着的原动因。找个好工作是很困难，可是要说这就是理想，那也太可怜了，也太平庸了。因为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好歹总能找到一份工作的。所以，我觉得，随处都能感觉到的就业压力，掩盖着我国年轻一代理想的丧失。而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永远飞不起来，也体验不了做人的尊严。有两句诗写得好：“给自己一个目标，让你的生命燃烧。”理想指的是远大的目标，而且与人类的未来连在一起。有了理想，才会有正确的价值观。我记得斯大林曾经说过：伟大的抱负产生伟大的精力。这话讲得很好啊，如果没有大的抱负，你的大学四年在实质上将是无精打采和萎靡不振的。

      二、要带着问题学，并且以自学为主 。没有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因为他的头脑只是老师的跑马场。剧作家曹禺曾经说，在读大学期间，他虽然缺课很多，但他尊重老师，而钱钟书虽然很少缺课，却看不起老师。这话说明，他们二位都是以自学为主，而且对老师的授课持有一种批评和质疑的求真态度。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学生选课以作业少、阅读量小，拿高分为标准，其实，学术水平差的老师才轻易给你打高分。“高分低能”的现象与学生对待分数的态度很有关系。毛主席曾在1964年春节指示中号召学生不要跟着分数转，而要自己主动去学习。能主动去学习的学生是头脑中随时都有问题的学生。带着问题就能主动地去学习，因为正是那些问题才可以使你日夜渴望学习。钱钟书先生说他学外语的动因是因为少年时代为林纾译的西方小说深深吸引，因而渴望了解外文原著是怎样写的。虽然在他学好了外语，并且阅读了那些西方原著，而且还发现西方小说原著远没有林纾的译本精彩，但最初的问题却成就了一位大学者。我说以自学为主，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很重要，但并非都很理想。与美国等国家的大学生相比较，我们有不少学生听课不做笔记，不喜欢上课发言，发言不愿意说自己的看法(因为得要有根据)，经常是去网上找资料，而老师每次课布置的阅读书目数量太少。 

       三、青年成长的过程是文化社会建构的，而非自然生长 。大学四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可是成长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前两年我曾经指导过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知识女性在婚恋中的成长》。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一项西方学者观察与研究成果，大意是说，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沿着一个目标前进的直线过程，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排除你的内心肯定不认可的机会和可能性。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印证，也觉得这话深有道理。这就是说，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危机，往往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上前进，而是在于不会拒绝，或者拒绝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老舍《骆驼祥子》描写了城市平民祥子的悲剧。祥子的悲剧自有社会根源，但从他个人方面来看，则是他不能拒绝虎妞的诱惑，而其中的原因又在于他那小生产者占便宜的思想。我们从观察一个人不能拒绝诱惑，或在诱惑面前的患得患失，往往可以窥见他很深的灵魂和灵魂深处的弱点和污点，而这正是一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拒绝一次，你就会朝理想前进一步。然而，还有比拒绝诱惑更难的，那就是对社会的习俗的拒绝。冯至在1937年一篇译序里深有感触地说：“青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的生气，而社会的习俗却是腐旧的。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了生命的根蒂。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滑下去，只是隐瞒和欺骗，而欺骗和隐瞒的工具就是社会的习俗。”他说，谁若是要真正地生活，就必须脱离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

       四、两种文化要平衡 。大学生是知识分子的后备军，在经历了学位教育之后，很快就要成为知识分子了。然而读者可能不了解，知识分子有两种，而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其中的一种。英国科学家兼作家斯诺在20世纪中叶写过一本叫《两种文化》的名著，他警告说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有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甚至在思想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斯诺还指出，纯粹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之间的鸿沟也很大。纯粹科学家同工程师之间经常发生误会，他们的行为往往很不一样：工程师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共同体中，不管他们内心多么乖谬，都要向世界显示出一副遵守纪律的面孔。纯粹科学家则不然，他们根据统计在政治上左倾的比例，仍超过其他专业。工程师就不是这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保守派，他们专心致志于创造，现有的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据斯诺观察，在他那个时代，文学知识分子代表、说出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和预言了非科学文化的情绪，他们不作任何决策，但他们的话却渗透到那些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尽管这样，文学文化也在不断衰退，而且被年轻的科学家看不起。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舒适的工作，而那些英语或历史专业的同行却要少挣近一倍的收入。这种情况，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已经更盛了。我请了一些优秀诗人来课上朗诵，我的理工科学生们则评论说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很落魄，很不以为然。两种文化必须有必要的平衡，你的大学四年生活，每天都要面对这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将决定你能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